□梁修明 甘田

  身着破衣烂衫、满脸污泥的残疾果农卖水果为重病儿子筹钱；中年女果农向收购商下跪，乞求收购“滞销”芒果；因遭遇家庭变故，单亲爸爸无奈选择抱娃送外卖……当下不少人在闲暇时间刷短视频、浏览新闻时，应该都刷到过这类视频或新闻。

  前不久，公安机关侦办发现，从前端编造剧本、虚构场景，到中端摆拍视频、直播“卖惨”，再到末端销售水果、流量变现，一条编造悲情故事制造卖惨人设，利用公众同情心理骗取关注、博取流量、牟取利益的畸形产业链浮出水面。

  社交媒体时代，这一类视频为何层出不穷？有学者指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即把情绪放在真相之前，由情绪来引导认知。

  人作为情感动物，情绪不仅是一个人心理活动和情感交集的呈现方法、与生本能，也时刻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过程之中。花好月圆、秋风萧瑟、叶落草枯、蝉鸣声声，人的心绪情感往往会产生波动。

  然而，基于社交网络环境和心理本质状态来看，这种碎片化、冗杂化、被动式、过剩化的情绪状态往往难以让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愉悦、振奋或满足，反而会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到更多失落、焦虑和空虚的“情绪过剩”泥淖之中。

  学者早已有过研究分析，由于网络手段的丰富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绪分享与互动，导致情绪逐渐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致使人类社会正步入一个所谓大规模生产的、情绪过剩的“后情绪（post-emotion）社会”。

  何谓“情绪过剩”？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陷入悲惨、虚假、焦虑、对立、泛化等情绪化表达和群体化攻讦的聒噪，超出了正常的情绪情感时空范畴和边界的一种社会现象。

  在情绪传播已成为网络信息传播中的一种新现象的背景之下，“情绪过剩”的舆论场上除了以“假悲情”博取“真同情”的“卖惨情绪”之外，其背后还有对立情绪、焦虑情绪、泛滥情绪、泛化情绪等现象充斥在网络之中。

  互联网作为一种多媒体介质，其承载的信息符号由文本、图像、动画、音频、视频等各种形式综合构成，赋予了信息内容以生动性、直观性、丰富性，但同时感性和刺激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深刻思辨、深入思考与理性表达，使得舆论空间的情绪传播越发呈现表象、多样、浓烈和饱和的特点。

  人的本质是社会性。注意力稀缺的时代，情绪传播关乎流量争夺、大众情绪、社会心态。从这些意义上讲，无论是卖惨情绪、对立情绪，还是焦虑情绪、泛滥情绪，亦或是泛化情绪，表征是“情绪过剩”，而其本质上则不乏制造话题、价值表达、吸引关注、流量货币、资本牟利等动因追逐。

  可以说，一味贩卖传播悲惨、虚假、对立、泛滥、泛化等情绪，超出了正常的情绪情感范畴和边界，漠视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扰乱公共秩序、污染舆论生态，浪费了舆论传播时空资源，消解了公众的善意与信任，干扰了正常的市场供求信息，误导了公众对社会信息的价值判断，同时还会加剧群体极化对立、放大社会撕裂冲突。

  情绪情感是人们内心的风向标，也是人们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复杂变量，既赋予思想思维以高度的灵活性，也赋能情绪情感以多维的丰富性。

  从网络舆论传播的视角来看，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情绪情感要素之于传播内容，绝不是洪水猛兽，情绪情感的存在，也并不是一定要牺牲理性、真实性。”

  如何更好发现情绪的积极作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提升媒介素养，涵养理性思辨，培养调节能力，顺应时节变化，锻造心理韧性，更好地把握“情绪”“情感”要素在社会生活和舆论传播中的价值内涵、逻辑旨归和边界尺度。

  （梁修明系深圳商报社记者、综合办主任助理，甘田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商务外语学院跨境电商专业专任教师）

教育公平的微观样本：

一个网红博主的北大之路​

□毛小凯

  2025年4月，拥有400万粉丝的知识类博主匙凯歌（网名“汤匙不是钥匙”）考研以初试412分、专业排名第二的成绩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金融专业拟录取。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全网热议，既有人感叹“寒门逆袭”的励志，也有人质疑“网红身份是否挤占教育资源”。这场争论背后，折射出社会对教育公平、职业标签与学术能力关系的深层焦虑，也暴露出公众对新兴职业群体与高等教育融合的认知冲突。

  匙凯歌的求学轨迹本身是一份“逆袭”答卷。他本科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两次考研北大，首次考研成绩399分，因1分之差未进复试；2025年“二战”备考86天，初试412分（满分500分）、复试74.6分，总成绩80.06分，成功被北大拟录取。

  匙凯歌的备考策略展现了“流量”与“学术”的平衡艺术。他在考研期间坚持“学习三天、拍摄一天”的节奏，通过短视频分享数学解题技巧，既维持了自媒体活跃度，又将知识输出转化为自我巩固的过程。

  公众对匙凯歌事件的争议，本质上源于两种对立叙事：一是“唯分数论”的传统教育观，二是“标签先行”的流量社会认知。部分网友认为，网红身份可能通过“隐性资源”（如面试曝光度、社会影响力）影响录取公平，甚至猜测“名校为流量降标”。这类质疑虽无实证，却反映出社会对教育“阶层固化”的深层焦虑——当普通学子需付出数倍努力冲击名校时，网红是否因职业特性更易获得“绿色通道”？

  然而，这种逻辑忽视了高等教育选拔机制的多元性。以北大数院为例，其金融专业硕士项目侧重数学基础与研究能力，初试成绩占比高，面试环节主要考察专业素养，职业背景并非核心指标。

  匙凯歌事件的价值，在于挑战了“学术与流量不可兼得”的刻板认知。他的成功证明，流量时代的“网红”标签与学术能力并非对立——前者是知识传播的工具，后者是专业深度的体现。在粉丝群中，他通过数学题竞赛激发青少年学习兴趣，甚至带动初中生成为“解题先锋”。这种“知识网红”的实践，恰恰是高等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的延伸。

  社会对“网红学霸”的讨论，实则是对教育本质的再思考。当外卖小哥毛召木通过自考进入川外、农民工陈直研读海德格尔哲学的故事屡见报端，教育的使命早已超越“制造精英”，转向“赋能个体”。匙凯歌的经历表明，自媒体可以成为学术普及的桥梁，而学术深度也能为内容创作注入灵魂。

  真正的教育公平，不是将所有人推向同一赛道，而是允许不同背景者通过多元路径证明实力。当社会能平静接受一名网红同时是数学高手时，教育的包容性才真正落地。毕竟，流量会褪色，但知识不会；标签可更换，但实力永存。

最高法指导案例：

校园意外伤害纠纷中的责任边界

□刘翔

  202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起校园民事纠纷典型案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12岁的六年级学生赵小某在放学时因楼梯摔倒受伤，家长以“学校监管不力”为由索赔8万元，但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全部诉求。这一案例不仅为校园安全管理提供了司法指引，更向社会传递了“学校非无限责任主体”的法治信号，对平衡教育秩序与学生权益保护具有深远意义。

  某日下午放学时，赵小某随班级队伍自教学楼三楼下行。行至三楼与二楼楼梯间平台时，赵小某不慎从台阶上摔倒，导致牙齿折断、嘴唇挫伤。带队老师发现后立即联系家长并陪同送医，门诊治疗期间医嘱建议其18周岁后接受牙桩冠修复。赵小某监护人认为，学校在放学过程中未安排老师全程护送队伍至校门，存在管理疏漏，遂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营养费及精神损失费合计8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赵小某所在班级长期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每周班会均强调“上下楼梯靠右行走、禁止打闹”等规范，并在《安全警示教育记录》中留存了学生签名确认的档案。事发现场勘验显示，楼梯台阶黄黑分界线清晰醒目，墙面张贴“小心台阶”“不争不抢”等警示标语，地面还印有“文明礼让、有序通行”的提示字样。结合监控录像，赵小某摔倒系个人行进中重心不稳导致，未发现推搡、追逐等外力因素。

  法院认为，学校已通过常态化安全教育、醒目标识设置履行了事前预防义务，事发后亦及时采取送医、调查等应对措施，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赵小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行为具备基本认知能力，其监护人未能举证证明学校存在过错，故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判决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校园伤害纠纷裁判思路的三大突破： 

  第一，打破“场所决定论”，强调过错实质审查。

  传统认知中，“学生在校受伤=学校有责”的观念根深蒂固。本案明确，学校责任的认定需综合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应对三个维度。事前预防：通过安全教育记录、警示标志设置证明常态化管理；事中处置：教师及时救助、通知家长的行为符合应急规范；事后应对：主动调查取证、配合解决争议的态度体现管理主动性。法院摒弃了单纯以事故发生场所推定责任的形式主义，转而聚焦学校是否尽到与其专业能力相匹配的注意义务。

  第二，厘清“自甘风险”与“安全保障”的边界。

  判决援引《民法典》第1176条“自甘风险”规则，指出12周岁的学生已具备对楼梯行走风险的认知能力。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其安全保障义务并非无限责任，而应以“合理预见性”为限。当学校已采取标语警示、安全教育等标准化措施时，即视为已履行基础防护义务，学生个体疏忽导致的意外不属于校方过错范畴。

  第三，矫正“校闹”乱象，维护正常教学秩序。

  近年来，部分家长滥用诉讼施压学校，导致“课间圈养”“取消体育活动”等过度保守管理现象蔓延。本案通过司法裁判传递明确信号：学校在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前提下，不因偶发意外承担“安抚性赔偿”，避免形成“谁受伤谁有理”的错误导向。正如另一起指导案例中，高中生课间踢足球受伤被判“自甘风险”、学校无责的判决所示，司法正为教育机构松绑，鼓励校园恢复应有的活力。

  赵小某案的判决，是最高人民法院用司法裁判书写的一份“法治教育课纲”。它告诉我们：法律既不会让学校因“怕出事”而束缚教育创新，也不会纵容“按闹分配”破坏公平底线。只有安全教育落到实处、责任划分回归理性，校园才能真正成为孩子们自由奔跑的安全港湾。

  （本文作者系本报常年法律顾问，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