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陈静茜（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改变，数字素养成为了公众亟需掌握的“生活技能”，媒体成为了我们认识世界、了解疫情变化的重要媒介。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特别是数字媒介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素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超10亿，互联网普及率超七成。我国已经形成了全球最庞大和最富有生机的数字社会，这也给我国公民的数字素养提升提出了新要求。

具体来看，数字素养包括了数字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数字社会责任四部分。2021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提升全民数字素养的重视。数字素养是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内涵伴随时代的不同而变化。传统的媒介素养定义将公众放在信息被动接受者的角色，认为公众是消极的主体，不但处于被动接受媒介信息的位置，而且媒介对公众认知形塑影响巨大。但新媒体时代，丰富的媒介和传播平台让“人人都有了麦克风”，公众通过图文创作、点赞转发、参与直播、拍摄短视频等方式，转变为媒介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内容生产者和多元的传播者。后疫情时代的内容传播和信息交流更依赖新技术的使用与发展，由此对全体公民的数字素养培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点表现：

第一，在数字信息接触和信息查找方面，城乡数字鸿沟依然存在。比如，当前一些5G基站等新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乡村银发群体更是容易成为被大数据遗忘的存在。

第二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带来的挑战。电子屏幕成为个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个体的注意力和行为数据成为了数字技术持续获取的目标，这一趋势催生了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与陷阱等问题。同时，长时间居家拉长了个体的屏幕使用时间，注意力缺失、游戏与短视频成瘾等心理与行为失调，成为新的“现代病”，许多人一离开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 就无法工作、学习, 感到生活索然无味。

第三，在数字信息的再生产和传播方面，信息的群体隔离被强化，算法推送等技术让假信息通常在一个圈子内广泛流行。强社交性是数字时代的显著标志，而网络病毒式传播的假信息、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数字代沟”，对代际交流与社会关系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例如老年群体成为疫苗接种伪科普、诈骗类养老、养生信息的受害高发群体。

第四，在数字信息的批判和反思方面，电子媒介的兴起让物理空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微信、电子邮件、网络会议等办公方式让个人是否物理“在场”变得不那么重要。疫情期间加速了线上办公的广泛应用，后疫情时代居家办公变得稀松平常，生活与工作边界的模糊导致的信息过载增加了个体的疲倦感。
第五，在数字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方面，技术权力有被滥用的风险。

后疫情时代的全民数字素养培育与提升，不能仅仅依靠公民个人的自发行为与自我约束，而是要建立以政府机制为主导、社会多方协同、公民共创共享的数字素养培育环境。通过政策完善，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硬件差距；通过积极引导和推进教育的跨学科发展，弥合数字素养的软件差距。国家在政策上对于发展数字技术和产业的重视，有助于为培育数字化创新人才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土壤。

提高全民数字素养，还需要数字平台担当社会责任。大数据时代，平台分化了传统媒体信息核准把关与标准制定的权力。提升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和创造力，需要数字平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用技术向善呈现社会多元声音。

公民个人数字素养和技能的提高，不仅需要照顾到个体认知差异，还要考虑不同主体的适应性、不同场景的适用性。首先是面对无处不在且无边无际的网络环境，个人要保持对数字技术的清醒认识，学会自我调适、适度节制，掌握遨游数字世界的主动权，让技术服务于现实所需。第二是面对新闻不断反转的情况，个体能够保持个人理性，不被嘈杂的网络舆论“带节奏”。第三是解决银发群体的网络被遗忘问题，需要通过年轻一代的“器物反哺”“技能反哺”“素养反哺”，消弭代际之间的“沟通鸿沟”。第四是面对网络电商、线上买菜、手机打车、医院线上预约挂号、手机生活缴费等生活中新兴的数字化场景，个人可以通过主动学习等途径融入并适应，提高终身学习能力，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数字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