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等级代替分数 便算是“取消绩点”么
光明论
北京大学一则绩点改革的消息仍在持续发酵中。近日，北京大学校报刊发《放弃绩点——成绩评定改革在“生科”》一文，文中提到，在高强度的学业考核压力下，无数学生为提高一两分而陷入不必要的内卷。为改变此现状，北大生命科学院展开试点改革，放弃GPA排名，实行“等级制”的评定方式，学生成绩将被划分为A、B、C、D、F五个等级。“取消绩点”的话题一时间激起千层浪。
平均成绩点数（GPA）是目前国内外通行的人才评价标准。GPA计算会将每门课程的绩点乘以学分，加起来以后除以总的学分，得出平均分。绩点与研究生推免、奖学金评定、出国留学等密切相关，因此被学生称作校园里流通的“硬通货”。如果说高考金榜题名后的大学生活存在什么所谓的“成功秘籍”，估计不少“过来人”给出的人生忠告或许就是这两个字：绩点。
当分数成为评价学生几乎一切表现的核心要素，那么面对有限的优质资源和机会，分数至上就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因为量化评价的“潜规则”就是“快”和“多”，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学生们也多选择“短平快”的策略。选择要求低、得分高的“水课”，避开有分量但难拿高分的“金课”，就成为显而易见的“精算”策略之一。
如果“绩点为王”是这场竞争游戏的唯一规则，宣布“弃权”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而且这种“弃权”的影响，不仅局限在校园内，还将蔓延至走出校园后的人生选择。当上大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炼金术”，这种“弃权”的打击面也将大大增加。
当用数量代替质量，当GPA成为学习的目的而不再是手段本身，当这种评价垄断了一切，即便你对其中隐藏的危险心知肚明，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又有什么选择呢？卷不动又躺不下，正是不少学生焦虑和痛苦的来源。置身“游戏”中的人们，从未试图遮掩这种量化评价制度裹挟下的无奈和迷茫。
对于学生们的迎合之姿，不少声音都表示一声叹息，并给这些学生贴上精致利己的标签。但这分明是一种结构性的困境，又岂能单纯归结为微观个体的原因？而跳出象牙塔这个场域来看，对指标管理和量化评价的推崇在其他场景中也并不陌生。
也因此，游戏规则制定者主动改革评价体系、尝试“取消绩点”引发了广泛关注。其实，北大“生科”并非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早在此前，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高校已先行探索试行等级制。通过对分数的模糊，抑制学生们过度刷分的冲动，引导学生关注分数之外的更多样空间和更实际成长，算是对愈演愈烈的“绩点为王”的纠偏。
然而在现实中，等级虽然代替了分数，但依然有着颗粒度粗细的差别，量化的评价核心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数字评价依旧具有代替能力、性格等其他维度评价的“特权”。用等级代替分数，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这种松绑显然远远不够。如何避免量化评价的过度使用，重新“宽化”优秀的定义，让评价回归其本义，现在才刚刚破题。
“下雪场尴尬”上热搜
“仪式感营销”还需“价值收尾”
红星评论 韩浩月
2023年12月30日，根据同名剧集改编的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上映，以超过2亿元的票房，夺得元旦档首日票房冠军。自预售时宣布开启“下雪场”，该片票房便一骑绝尘，将其它同档期影片远抛身后。如今，“下雪场”衍生话题不断在社交媒体刷屏，飘雪创意不断吸引大量观众购票，但同时也有一些网友吐槽影响体验。
跨年时段，选择1314家影院，于13:14开启“下雪场”，片方是懂营销的，从这个创意被推出开始，他们就赢了。在一个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噱头来增加节日气氛的时候，《一闪一闪亮星星》投其所好，可谓与观众一拍即合，这本该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只是，在执行层面的一些问题，导致“下雪场”让一些观众感到尴尬，甚至还被指存在安全隐患。
没有具体标准，“下雪场”变成“走过场”甚至是“尴尬场”，这与片方与影院的沟通有关，与设备的统一、物料的准备、人员的培训等也有关系，这注定了“下雪场”可能只是一招鲜，新鲜过后，不大可能会被复制。
从网上流传的一些图片或视频看，有的观众全身被“雪”覆盖了厚厚一层，影厅内一片狼藉……一场预先设计好的人工雪，下出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味道。
同时，围绕“下雪场”营销，微博上出现了不少争议，如“下雪场尴尬”“张万森 局部暴雪了”等话题登上热搜。观众晒出自己看“下雪场”的经历，调侃的语言不乏欢乐的成分，电影的社交功能被放大，一定程度上又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网友买票体验，以展示“尴尬”为乐趣。这是社交媒体的一种新兴潮流，主要还是想赢得共鸣，因而《一闪一闪亮星星》便有了票房火的收获。
从噱头营销以及相关争议来看，有必要思考的是，应该是追逐片方营销，看一场凑热闹的电影？还是精准选择，挑一部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品？对于观众来说，做出对的选择并不难，或者说，在跨年这样一个欢庆气氛里，观众怎么选都是对的。但片方不能也这样认为，只要营销到位，内容质量可以随便对付，那很有可能导致观众反感。
从《一闪一闪亮星星》单日票房来看，这算是一次成功的营销，但相关争议与吐槽也不可避免地开始反噬口碑。这类“仪式感营销”固然能够带来一时的好票房，但营销也需要突出真实、细心、妥帖，万勿简单粗暴。通过营销手段吸引观众，不是电影价值的终点，票房价值最终还得靠电影质量决定。说白了，“仪式感营销”不能单靠情绪，还需“价值收尾”。
问诊2小时拍片5分钟 “先检后医”难在哪儿？
新京报评论 罗志华
“只是想到医院拍个X光片，也要经历挂号、初诊等流程。”日前，重庆市民周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就医经历，引发不少共鸣。
据工人日报报道，周先生近期感到胸腔有些不舒服，一位医生朋友为其做了简单诊断，并建议其到医院拍X光片。到医院后，周先生被告知要先挂内科门诊号，拿到医生开具的检查单后，才能缴费做检查。周先生走完这套流程共用了两个多小时，真正的检查时间却不到5分钟。而且，医生听了他的描述后，也只开了X光检查单而已。
这种经历不少患者都有。那么，如果患者诉求只是做检查，能否免去挂号问诊流程呢？对此，不少网友晒出自己的检查经历，表示应该提高效率，实行“先检后医”，为患者省力省钱。也有医务工作者称，患者不一定能准确判断自己要做的检查项目，先就诊更能对症检查。
不得不说，当前“先检后医”广受关注，与前段时间呼吸道感染在多地集中暴发有关。面对这种集中感染，为疏通诊疗流程，多地医院采取了“先检后医”的优化举措。由于此举在分流患者和缩短候诊时间方面作用明显，不少人认为应考虑在更广泛的领域推广“先检后医”。
患者希望减少就医繁琐的诉求可以理解，但也要看到，当前多地针对呼吸道感染检测推出的“先检后医”举措具有特殊性。那就是，呼吸道感染的检测目的相对单一，具有比较强的统一性。但这并不适用于很多成因机制比较复杂的疾病。
比如，患者所患疾病类型较多，既涉及呼吸系统，又涉及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等，检查和诊疗没有同一性，找不到可以合并的同类项，“先检后医”就难以实施。
过去，有医院探索推广“先检后医”，也有医院尝试开设检验门诊，但不管是哪种模式，“先检后医”只能做患者必须做的检查，比如给糖尿病患者测血糖、给心脏疾病患者做心电图等。
有业内人士认为，诸如做胃镜、拍X光片、做B超、验血验尿等检查项目，均可实施“先检后医”。但多数医务人员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因为检查是诊疗的一部分。这就好比医在药之前，药为医服务，要确保先诊后方、先方后药的诊疗顺序一样。做胃镜等有创性检查，更要严格按照适应症行事，不应该绕过诊断。
事实证明，在不具备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推广“先检后医”，反而会导致浪费、增加麻烦。比如，给一位心脏疾病患者先做心电图通常不会出错，但常规心电图或许无法满足诊疗需求，当病情复杂时，医生或许还得重做多导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再如，同样是抽血化验，若没有经过医生的诊断，可能导致化验内容缺乏最关键的一项，不得不重新抽血。
由此看来，当出现大量病情相似患者，且这些患者需要做同一项检查时，“先检后医”可以作为应急手段来加以运用。在平时诊疗中，或许也存在一些探索的空间。比如，可借鉴目前多地推出的急诊分级模式，当短时间内出现大量患者时，在分级中增加一个“先检后医”级别，从而安排部分患者先做确实需要做的检查。但这也只能作为特定条件下的应急手段，并不适合作为普遍推广的举措。
总之，在特定的条件下，“先检后医”确实可以优化诊疗流程，但也必须由医务人员有序推进，而不能任由患者自己决定，这样才能在为患者省力省钱的同时，保证就医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