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除“流量崇拜”痼疾：
重塑网红经济与青少年价值观
□李元丰
在短视频与直播平台蓬勃发展的今天，“网红”已成为数字时代不可忽视的文化符号。他们凭借独特的个人魅力或内容创意，吸引了亿万青少年的关注，却也因部分失范行为引发争议。从低俗恶搞到虚假营销，从“啃小族”到侵犯公共秩序，网红经济的野蛮生长不仅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更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潜在威胁。如何规范网红行为、引导青少年远离盲目崇拜，已成为数字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
网红失范：乱象背后的社会风险
近年来，部分网红为博取流量屡屡突破底线。例如，某网友发布“大街上买花圈送女生”“渣男求打巴掌奖励10元钱”等恶搞视频，公然挑战公序良俗；拥有2000万粉丝的“瑶一瑶小肉包”账号因发布儿童被故意绊倒的视频引发争议，尽管调查显示无虐待行为，但其内容被质疑存在摆拍嫌疑。此类行为背后是完整的利益链：儿童被包装成“演员”，视频脚本化、商业化，甚至植入广告，直接违反《广告法》中“未满10岁儿童不得代言”的规定。
此类乱象的危害不仅在于扰乱网络生态，更在于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期，易受网红行为模仿诱导。例如，个别网红在公共场所无底线拍摄，将咖啡馆、画廊变为“免费摄影棚”，甚至当场换衣，引发公众反感。这种“流量至上”的价值观若被青少年效仿，可能催生功利主义与规则漠视。
规范治理：法律、平台与社会的三重防线
遏制网红乱象需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
1.法律与监管的刚性约束
2022年《网络主播行为规范》的出台标志着行业治理步入制度化，明确禁止传播低俗内容、诱导非理性消费、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行为，并要求主播依法纳税、规范带货。公安部亦于2023年启动专项行动，打击编造虚假信息“蹭热点”的网红，建立“黑名单”制度，封禁违法账号。针对儿童网红，中央网信办“清朗”行动严禁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镜直播，并严查商业性利用儿童行为。然而，法规执行仍存漏洞。例如，部分小平台默许未成年人注册，需通过技术手段强化实名认证与内容审核。
2.平台主体责任与技术赋能
短视频平台需完善内容分级与审核机制。例如，对“网红儿童”类账号实施专项管理，包括注册审查、广告限制、举报快速响应等。技术上，可通过AI识别低俗画面、脚本化表演特征，提前拦截违规内容。此外，平台应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对传播优质内容的网红给予流量扶持，推动生态良性竞争。
3.家庭与社会的自觉抵制
监护人须摒弃“啃小”心态。过度消费孩子天性可能导致心理焦虑与价值观扭曲，如某“网红儿童”账号日均拍摄时长超6小时，剥夺孩子正常学习与社交时间。社会层面，需加强公众媒介素养教育，帮助青少年识别摆拍、营销陷阱，培养理性批判思维。学校可开设数字公民课程，解析网红经济运作逻辑，引导青少年理解“流量”背后的资本与伦理博弈。
价值观重构：让“正能量”澎湃“大流量”
规范网红行为的目标并非扼杀创新，而是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转向“优质创作”。例如，美食博主分享烹饪技巧、健身达人传播科学训练法，此类内容既能满足青少年学习需求，亦能传递积极生活方式。政策层面，可通过税收优惠、创作扶持等鼓励正能量内容生产；社会层面，媒体应放大“乡村教师”“非遗传承人”等正能量网红的声量，重塑青少年偶像认知。
青少年价值观引导更需“疏堵结合”。一方面，家庭与学校需提供丰富的现实社交与兴趣活动，减少对虚拟世界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可邀请优质网红参与校园讲座，以亲身经历揭示行业真相，打破“一夜成名”的幻想。
网红经济的治理是一场关乎未来社会精神面貌的持久战。唯有通过法律完善、平台尽责、家庭监护与社会教育的合力，才能让“流量”回归理性，让青少年在清朗的网络环境中健康成长。正如《人民日报》所言：外部监管加自觉抵制，才能为儿童撑起快乐的成长空间——这不仅适用于“网红儿童”，更是整个数字时代青少年保护的应有之义。
让青年敢生愿生
生育友好型社会如何构建
中国人口发展正经历深刻变革，少子化背后的低生育率问题与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国家发展亟须正视与破解的重大挑战。生育率走低，不仅预示着未来青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更将深刻影响经济活力与创新动能。而老龄化加剧，则直接关系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与社会整体的健康运转。人口结构之变，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根基。因此，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意义不容忽视。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首要在于顶层设计的科学擘画与政策框架的系统搭建。近年来，我国以前瞻思维不断完善生育友好政策的顶层设计，审时度势推出一系列政策体系，确立了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框架。特别是“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的出台，以及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等重要文件的印发，为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指明方向。
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创新以落实生育支持政策，包括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发放生育补贴、育儿补贴等，力求政策更精准、更有效。例如，浙江省杭州市规定，对同一对夫妇生育二孩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生育三孩给予一次性补助两万元。同时，各级政府正在着力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试点用人单位托育服务，通过增加托位供给和降低托育费用，切实缓解家庭“托育难”的痛点。同时，多地政府还加强妇幼保健服务，提升孕产妇和婴幼儿健康管理水平，优化生育登记服务，简化办事流程，提升生育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
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全国生育意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迹象，二孩生育率有所上升。这一点，在支持力度较大、配套措施较为完善的地区表现较为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达到954万人，较上年增加了52万人，实现了阶段性的“止跌反弹”。尽管我们不能据此判定全国人口生育率已经呈现出逆转趋势，但是，新出生人口规模没有进一步下降，表明有力的政策支持能够对生育决策产生积极影响，降低生育成本、提升生育意愿的政策组合拳正在发挥作用。这为生育友好型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初步验证，也增强了持续推进政策优化的信心。
虽然我国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已迈出可喜步伐，但前路并非坦途，挑战依然不容忽视。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仍然制约着生育意愿的持续改善。例如，近年来持续不减的青年就业和住房压力、子女培养焦虑、各种无效内卷等，对生育意愿的制约作用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绝非政府部门的“独角戏”，而是一项需要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系统工程。
理论上，生育友好型社会应具备以下几个关键特征。一是公共育儿政策支持，即政府保障家庭对高质量、经济实惠的公共托幼服务的可及性，切实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帮助父母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二是父亲参与，即通过政策激励和社会倡导，鼓励男女共同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三是灵活的职场工作安排，例如企业包容远程工作和弹性工作时间，使父母能够更好地兼顾职业发展与家庭生活。四是积极的社会规范，即社会消除对母亲工作与生育的偏见，职场性别歧视基本消除，从而塑造支持生育的文化氛围。这些特征有助于共同促进家庭对生育的积极选择，使生育与职业发展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冲突。
总之，只有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等多方力量协同联动、共同发力，才能使生育友好支撑体系逐步健全，为中国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注入蓬勃生机与活力，共同托举起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未来。
(据中国青年报）
长线思维：不争一时争千秋
□潇湘
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被诸神惩罚，永远重复着推石上山的苦役，这个意象精准映射着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数据显示，青年群体中“7天理财训练营”参与者超3000万，社交媒体“月入十万”教程点击量突破百亿次。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人类正集体陷入短期主义的认知陷阱，将偶然性事件曲解为可复制的成功路径。
斯坦福大学“棉花糖实验”追踪发现，那些无法抵御即时诱惑的儿童，成年后的收入水平、健康指数普遍低于延迟满足者。这揭示了短线思维的本质——它用当下的确定性快感，透支未来的可能性空间。
真正的战略家深谙“不争一时争千秋”的智慧。亚马逊连续亏损20年构建基础设施护城河，华为30年投入5000亿研发构筑技术壁垒，这些商业案例印证了长线思维的三大复利引擎：
知识复利：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每天12小时持续研究庞加莱猜想，最终用7年孤独耕耘解开世纪难题；关系复利：哈佛商学院追踪研究发现，持续维护弱关系网络的企业家，商业机会获取量是孤立者的3.7倍；财务复利：巴菲特99%的财富在50岁后获得，这个数字直观展现着“滚雪球效应”。
然而，践行长线思维非常困难，因为它需要对抗人性深处的本能。神经科学研究显示，当人们面对即时奖励时，大脑边缘系统活跃度提升300%，而负责理性决策的前额叶皮层则需要刻意训练才能激活。这就意味着践行长线思维是一场反人性的持久博弈。
在这场博弈中，日本“寿司之神”小野二郎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小野二郎70年专注捏寿司，每天重复着从市场选材到醋饭调制的固定流程。这种看似单调的坚持，实则是在建立“持续精进-获得正反馈-强化投入”的增强回路。现代管理学研究证实，在某个领域持续投入1万小时后，个体将突破“能力奇点”，进入指数成长阶段。
在实践层面，明智的长期主义者都深谙“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取舍智慧。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的“时间配置法”颇具启发性：将70%时间投入确定性强的核心业务（电动车），20%分配给关联领域（能源存储），10%用于探索性项目（脑机接口）。这种结构化布局既保证主航道的持续积累，又为未来预留进化接口。
普通人的“时间投资组合”同样需要战略规划：
核心区：选择1-2个具备复利属性的领域持续深耕；缓冲区：构建健康、人际关系等支撑系统；探索区：保持对新趋势的适度接触。
正如管理学家德鲁克所言：“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它。”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选择持久博弈不仅是个体智慧的体现，更是对人类文明最深沉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