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不能沦为情绪战场
□黄东
近年来，原本局限于娱乐圈的饭圈文化，正在迅速“出圈”，侵入体育、汽车、科技、文博等多个公共领域。无论是运动员的成绩起伏，还是汽车品牌的横向测评，甚至是一只大熊猫的日常动态，都可能成为粉丝对立、情绪宣泄的战场。
“体育不该成为饭圈战场。”今年7月，樊振东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发声，直言饭圈化倾向正在干扰正常的体育生态。而新华社的一篇调查报道揭示了另一种“饭圈式”操控舆论的现象：一些网络“大V”打着“保护大熊猫”的旗号，煽动粉丝情绪、围攻科研人员，最终将舆论引导变现为流量和商业收益。汽车行业也未能幸免，“懂车帝”发起的智能驾驶横评节目，引发了品牌粉丝之间的激烈争论，甚至出现了控评、举报、谩骂等行为。
这些看似分属不同领域的舆论事件，却展现出惊人相似的情绪结构：将某人或事物“神圣化”，再对一切不同声音发起围攻。舆论讨论本该是理性、多元的，但饭圈逻辑却以“守护”为名，把质疑视为攻击，把不同解读当作冒犯，最终导致公共空间沦为非理性情绪的回音壁。
从爱出发，却以敌意收场
饭圈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归属机制。粉丝通过“守护”某位偶像、某个品牌甚至某种文化符号，获得情绪认同和身份感。但当这套逻辑被迁移到公共领域，它的排他性、攻击性便逐渐显现。
在饭圈逻辑中，爱往往不是个人的审美偏好，而是一种群体阵营的选择。对偶像的喜欢、对品牌的认可、对历史角色的倾向，都会被强化为“立场”。只要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便可能被标签为“黑粉”“敌对方”“不配参与讨论”。久而久之，原本正常的理性表达空间被压缩，公共话语场变得碎片化、对立化，甚至敌视多元化。
这种情绪驱动的讨论方式，也容易被有心人所利用。借助算法推送和社交平台的流量机制，极端言论往往更易获得关注，从而在无形中鼓励“煽动比理性更有效、站队比思辨更重要”。长此以往，理性沉默，情绪占领高地，导致整个社会的讨论氛围愈发浮躁与极端化。
平台和教育的责任不容回避
饭圈文化之所以能从娱乐圈扩散至其他领域，与社交平台的算法机制密不可分。平台以流量为导向，倾向于推送争议性内容，进而放大矛盾、加剧对立。许多公共议题在讨论初期本可理性展开，却在短时间内被带偏，最终演变成“谁的声音大谁占上风”的舆论攻防。
平台应当对饭圈化倾向予以更多干预。打击恶意控评、加强实名制管理、提升推荐系统的多元性，都是必要举措。同时，主流媒体也应坚守专业性，引导公众回归事实与逻辑，而非盲目放大情绪。
更根本的，还在于公民教育的完善。培养年轻人独立思考、理性表达、尊重差异的能力，是遏制饭圈思维蔓延的长期之计。只有当公众具备基本的媒介素养，懂得“不同不等于敌对”，才能真正守护一个理性、包容的舆论环境。
回归常识，让“喜欢”不再成为道德绑架
回看这些年来被饭圈化裹挟的各类事件，无一不是从“本意良好”开始，最后却在情绪操控中走偏。喜欢某位运动员、某款汽车，本是个人选择；为此表达欣赏与支持，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种喜欢建立在否定他人、排斥不同、煽动对立的基础之上，它就不再是一种健康的情感，而是一种裹挟。
一个理性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也不该让任何人因表达不同看法而被围攻、封口。我们应当守护的，是那个可以自由讨论、理性碰撞、尊重差异的公共空间。
饭圈之外，应有共识。
喜爱无罪，情绪无错，但公共空间需要理性来守护边界。
守住“自我娱乐”的能力
□海风
你还会感到无聊吗？
或许不会了。我们再也不会在地铁里发呆、在公交车上望向窗外，或是一个人坐着什么都不做。我们几乎所有“被打断”的缝隙时间，都被一块屏幕填满了。
这常被说成是一件坏事：科技让我们退化，屏幕毁了注意力。但问题或许更深。屏幕不是制造了无聊，而是消灭了我们“自我娱乐”的能力。我们不再自己找乐子，而是期待世界源源不断地提供娱乐。这是一种危险的转变。
娱乐，原本是主动的
读一本书，其实并不轻松。你得集中注意力，理解语言、想象场景。哪怕是最通俗的小说，也是一种双向劳动。你投入，书才会回应。
但现在，我们的娱乐大多是单向的。短视频、信息流、算法推荐，一切都喂到你嘴边。不喜欢？下一个。无聊？刷新。你不需要做什么，娱乐就自动上门了。
比起过去看戏、听曲、读书、聊天所需的“参与感”，今天的娱乐更像被动接收。甚至连坐着看电视都显得过于麻烦——我们需要能在几秒钟内切换节奏、匹配兴趣的内容。我们的大脑逐渐适应了这种快速而无门槛的快感来源，也因此，逐渐失去了制造快乐的能力。
屏幕之外，创造力正在流失
问题不仅是“浪费时间”，而是我们失去了一种能力：自主创造乐趣的能力。
童年时，哪怕没有玩具，我们也能拿几个石子玩上半天；一根绳子，一张纸，可以是跳房子、是折飞机、是通往幻想世界的钥匙。
但现在的我们，在失去外部刺激后，几分钟就开始焦躁不安。想象力不再驱动行为，注意力变得零散。我们不再去“搭乐高”，而是等着被动“观看搭好的乐高”。我们甚至连“享受同行”都做不到了。聚餐时，手机摆上桌；电梯里，耳机塞上耳。我们无法忍受真正的无事可做，也无法忍受与人之间原始、缓慢、不确定的交流。
娱乐失去创造性，人也失去主动性。
当娱乐中心从内向外转移
几乎所有行为，都可归为两类：谋生，或娱乐。而人类绝大多数创造力、社交力、想象力，恰恰诞生于后者。一旦我们不再主动娱乐，只能被动消费，那么一切都开始变样：与人交往变得费劲，因为“人”不如算法好懂；家庭关系冷却，因为陪伴无法快进；孩子变得“难带”，因为你不能像推送一样一键屏蔽。
屏幕世界从未如此强大，而现实世界从未如此苍白。这种对比，正在慢慢侵蚀我们面对现实的能力。
我们还能守住这份能力吗？
我们不必做激进的逃离者，也无需彻底戒断屏幕。守住这份能力的关键，不在于“不用”，而在于“会用”。以下是一些值得尝试的方式：
每天留出一段不接受信息输入的时间，比如清晨或睡前，让大脑自己“跑一跑”，哪怕只是发呆、白日梦。
读一本不那么轻松的书，完成一个复杂拼图，或者做一顿费工夫的饭。培养耐心，也是在重新锻炼专注和内驱。哪怕只是给朋友写一封手写信，或者画一张并不完美的涂鸦。不是为了结果，而是提醒自己：你也可以生产，而不只是消费。试着不在电梯里掏出手机，不在红灯时刷新信息流。允许自己感受那种轻微的不适，并慢慢习惯它。约一个朋友散步，不拍照；和家人吃一顿饭，不带耳机；在不需要“背景音”的时候，练习静默相处……
我们需要找回的，不只是娱乐的能力，更是一种内心丰盈、自主生活的能力。守住这一点，或许比掌握任何新工具都重要。
教育挽救与精准打击：
涉“帮信罪”在校生的司法出路
□刘翔
夏日的校园本该充满青春气息，但一封封不起诉决定书正悄然改变许多年轻人的命运。当上海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顾某接到检察院的“相对不起诉决定”时，他未曾想到，自己因出租三张银行卡获利3000元的行为，险些让“帮信罪”成为人生永久的污点。与他同案的未成年人师某则被给予六个月考验期——这是司法机关为迷途少年留下的一道“窄门”。
2023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已跃居我国“第三大犯罪”，仅次于危险驾驶罪和盗窃罪。更令人忧心的是，35岁以下被告人占比超80%，25岁以下群体达三分之一。
这些年轻人往往因蝇头小利坠入法网：比如“兼职陷阱”：犯罪团伙以“日结300元”“躺赚零花钱”为诱饵，引诱学生出租银行卡、电话卡；比如人情裹挟：河南某案中，“卡商”利用女友关系收购同学银行卡，形成校园传销式犯罪链；也存在认知误区：过半学生误以为“只提供技术不犯罪”，却不知《刑法》早已将帮助行为“正犯化”。
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上游电诈犯罪对“两卡”的庞大需求。在“断卡行动”持续高压下，犯罪团伙将目光转向社会经验匮乏的学生群体，利用其身份信息构建“实名不实人”的黑灰产网络。
2025年7月，“两高一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明确对在校生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这一转向背后，是司法理念的深层革新：严打组织者，如上海高某案中，作为“卡头”的高某被提起公诉并获刑，因其主动组织同学办卡、对接犯罪团伙；宽宥末端参与者，某大学生郑某因卖卡获利3400元被移送审查，检察官发现其银行卡涉及诈骗案后，并未简单起诉，而是召开听证会、走访学校，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若背上犯罪记录，他可能永远被挡在考公、就业门外。”这种处理体现司法温度。
筑牢防线是个人、学校、社会的共治责任。学生方面，需筑牢“三道防火墙”信息防火墙：不随意提供身份证号、验证码，废弃银行卡及时注销；行为防火墙：警惕“跑分”“吸粉”等灰色兼职，拒绝朋友义气裹挟；法律防火墙：主动学习最高法发布的帮信罪典型案例，认清“出售两卡=提供犯罪工具”的本质。学校方面，应打通法治教育“最后一公里”，将帮信罪纳入新生入学教育，通过模拟法庭重现“收卡-卖卡-被捕”全链条；联合银行监控异常开卡，对单日频繁转账学生及时预警。社会侧，互联网等各类平台需对“高价收卡”“代办理财”等违规广告实施AI拦截。
作为曾经的检察官，我目睹太多年轻人因一念之差坠入深渊。法律应当如北斗星，为迷途者指引归航，而非仅作惩戒的雷霆。当司法机关在严打与挽救间寻求平衡，我们更需思考：如何让法治教育跑在犯罪诱惑之前？这或许比任何判决更能守护青春的未来。
（本文作者系本报常年法律顾问，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执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