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庙街道在佛山市率先试点成立村纪委。图为朝东村纪委揭牌。资料图片

　　祖庙街道东升村纪委书记余德彪（右）借助审核合同的机会，向杨一经济社副社长冯锦强提醒注意村集体资产交易合同的规范问题。南方日报记者李晓玲 摄

　　“租赁单价还是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要填到分。我理解你这样写财务统计好计算，但是别看几分钱的差距，到月交金额、年交金额那里，就会差几千元钱，与股东表决时的意愿就会有偏差。”7月31日一大早，祖庙街道东升村纪委书记余德彪已经审了多份合同，在看到格二经济社的一份总额数百万元的村集体资产租赁合同书填写不规范时，他借着审合同的机会，与格二经济社社长进行谈话提醒，指出其在物业承包、发包还有出租方面存在的问题，引导其按照街道办印发的相关文件具体要求去履行职责。

　　作为禅城区打通监察工作“最后一公里”的探索，7月以来，祖庙街道5个具有村党委的行政村，在全市率先全部选举产生了5名“最小”纪委书记——村纪委书记，以及每条村两名纪委委员。祖庙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志诚希望，以此破解村组两级干部长期存在的监督难问题，提升农村党风廉政水平，更高效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

　　面对村纪委这项“新生事物”，余德彪还在摸索，他希望首先消除两名村纪委委员的顾虑，带领大家早日进入角色。永新村的纪委书记杨志满同样在摸索。“我觉得村纪委这一级最重要的就是敲响警钟。”杨志满说。

　　●南方日报记者 李晓玲 实习生 兰杰

　　抓重点

　　首先从集体资产交易合同入手

　　杨志满在村里已经进行了两次谈话提醒，第一个对象是永新村物业办主任卢伟志，卢伟志同时也是该村的纪委委员；第二个对象是村委会出纳卢顺容。这两人都与村集体资产管理密切相关。

　　永新村有9个经济社，2200多名股民，人均分红超过2万元，村里绝大部分收入来自物业出租。“因此最大的廉政风险也是物业出租。”杨志满已经抽查了部分物业出租合同，对比纸质合同与电脑录入的内容是否一致，目前没有发现廉情风险问题，主要是填写不规范，都已进行了提醒和改正。

　　和永新村类似，东升村纪委也把成立后的首项监督内容确定为村集体资产交易合同。东升村有10个经济社，少的年收入在350万元左右，多的可以达到2000万元。这些经济社每年开具的合同数量众多，作为负责集体资产管理的人员，余德彪平均每天都要审核十几份合同。有了村纪委书记这重身份后，余德彪在审合同的同时，还要监督几十名经济社的管理人员，“他们经常写错时间，譬如有些合同的时间显示是在公示之前就已写了签名上去，但是正确的流程应该是公示结果出来后再签名，这个时间如果随意填就不符合流程规定了。或者合同签订的租金价格，与村两委成员公开商议的租金价格不符。如果高于商议的价格没关系，是增加集体收益，但是如果低于这个价格，就要重新过会，并出具情况说明。”

　　所以，在审查合同的同时，余德彪也与一些常常填错合同的经济社负责人谈话，“这需要一个反复的、强化的过程，多谈他们才能记得。”谈话后，余德彪会找时间专门把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作为村纪委的工作文件备案。

　　“包括禅城在内的珠三角许多农村地区资产庞大、资源众多，利益非常集中，如果没有监督很容易出问题。这是我们选择以村集体资产作为村纪委第一个专项监督的原因。”刘志诚介绍。

　　禅城区纪委监委受理问题线索举报，近半涉及农村，且这些问题主要关乎经济。祖庙街道的情况与禅城区大致相同。以今年为例，1月至今，祖庙街道纪工委查办信访件9件，其中涉农信访件4件，占比近一半；核查农村干部违纪问题线索9条，平均每个月都会收到至少1条涉农线索。从街道纪工委初步核实的情况来看，农村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三资”管理方面，比如个别村、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报销私人汽车加油费、报销个人购买生活用品的费用；一些村、组民主议事程序落实不到位，会议纪要没有全体参会成员签名，在备案的会议记录上造假；有些村的“三资”台账不健全，物业地址、面积等情况记载不规范、不完整；还有一些农村集体资产交易未按要求及时上平台等。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很有现实必要，很多农村工作就是因为缺乏监督才出问题的。”祖庙街道纪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检查集体资产交易合同之后，接下来还将依照职责有意识地安排一系列专题的工作检查，计划对工程建设领域、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进行专项检查，今年内争取做完。

　　抓机制

　　在外部设置监督为村纪委委员撑腰

　　村纪委选举前，余德彪在考虑建议人选时已经有了思考，“首先从年龄考虑，选择两名相对年轻的委员，都是35岁左右，他们理解这些文件相对更容易。其次从专业考虑，这两个人一个是曾经从事会计工作的，另一个现在还在经济社担任监委，对于村集体资产管理不陌生，监督起来更加便利。”

　　但是，余德彪也有自己的担忧：“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在担任纪委委员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变成要监督自己的上级，很担心他们跟人谈话时，谈着谈着就被‘反客为主’了。从推荐他们做纪委委员候选人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顾虑，我也跟他们谈过，现在也一直在想怎么带领他们慢慢进入角色，打消这个顾虑。”

　　在余德彪担任村纪委书记之前，他已经是东升村党委的纪检委员，他形容以前担任纪检委员的时候就是“硬碰硬，直接跟对方说清楚问题，该走怎样的程序就走怎样的程序”。但是，现在对村纪委的要求主要是运用“第一种形态”，“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讲究一定的工作方法。“比如我这几次找人谈话，都是跟工作结合，尽量在轻松的环境，没有去谈话室。”

　　不止东升村，永新村的3名纪委委员也感觉“有压力”。

　　其实，村纪委委员担忧的问题，祖庙街道纪工委此前也做了考虑。“我们组织第三次培训的时候，专门召集了村书记，要求他们村纪委在依照自己的权力清单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支持。”

　　不少农村的现实情况是，由于受到传统思想和宗族势力等影响，农村干部往往不敢监督、不愿监督，导致农村基层监督工作以前相对比较薄弱和缺失。

　　另一方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后，监察对象大幅增加。仅祖庙街道村、组两级就新增了872名有公权力的在职人员纳入监察范围。

　　面对监察对象的大幅增加和街道纪工委人手不足的问题，建立同级纪委，借助农村内部力量将纪检监察工作延伸至村居也成为必然选择，国内的江浙一带已经组建起村纪委好几年。

　　“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村纪委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上述祖庙街道纪工委有关负责人说。为此，祖庙街道从制度层面进行了保障，除了在村内部设立村一级的纪委外，还创造性地在外部设置监督，将辖区9条村及2个独立经济社划分为三个片区，由街道纪工委派出3名监察专员开展监督，并设置一名综合协调员。每名监察专员每周至少进村三次，其余两天整理和分析数据。监察专员整理的数据要跟综合协调员对接，每周至少进行一次综合分析，并形成分析报告。以内外结合的机制，破解村内监察水平不均、能力不均的问题。同时，还可避免村纪委委员被“反客为主”的尴尬，“有上级纪委在后面给你撑腰，怕什么。”目前祖庙街道纪工委正在抓紧让这套工作机制常态化，固定下来。

　　看成效

　　既是监督，也是保护干部

　　“村纪委可以帮助村集体资产交易进一步规范，给有村里公权力的人敲响警钟，有出问题的苗头就提醒他们整改，让他们知道工作的时候该怎么规范。”杨志满说。

　　“现在成立了村纪委，我很开心多了两个帮手。村纪委的工作是监督，也是服务，能够令村里各项工作开展得更好。”余德彪说。

　　“目前来看给农村基层传导了一种压力，对于提升农村基层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有一定作用。有了村纪委，村组两级干部都会打起精神，更警醒。”刘志诚说。

　　从试运行阶段来看，祖庙街道试点建村纪委的成效已初步显现：村级纪委成立后，通过监督发现公章管理不规范、物业未按时交付、未如实清产核资、项目未及时立项、违反上下班纪律五方面的问题，村级纪委书记对村委会分管物业的委员、经联社和经济社财会人员等开展谈话提醒9人次，督促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和党纪法规，确保村组集体资产保值增值；3名监察专员也在履职一个月内发现合同租赁、议事决策等方面7条线索，目前已全部移交街道纪工委初核。

　　下一步，5条试点村都将公布各村纪委的监督电话。“以前担心公布监督电话会不会给农村带来不稳定，现在我们决定公开，这也给村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上述祖庙街道纪工委有关负责人说。据了解，各村的监督电话这几天就将全部上墙。接到举报电话后，村纪委应对内容进行登记和初核，凡属于应用“第一种形态”处理的，由村纪委进行处理，并反馈给街道纪工委，凡须应用“第二种形态”及以上的，要先汇报给街道纪工委。

　　“监督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村组干部。唯有干部队伍更稳定，基层推进各项工作才会更有力和有效。”刘志诚说。

　　以东升村去年出现的经济社负责人违纪情况为例：由于合同方嫌麻烦不应标，导致该村某经济社两次流拍，两次流拍后，经济社负责人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仍与原合同方签订了合同。“后来查明，该经济社的负责人在其中并没有涉及任何贪腐问题，只是因为对方怕麻烦，选择了私下签约。如果当时村内有纪委监督，就不会在流程上出现问题。”余德彪说。

　　接下来，祖庙街道纪工委将加强对村纪检干部和监察专员的培训，对村纪委的工作设置考核机制，抓早抓小，提高村纪委监督效能。

　　“希望这项工作能让农村的社会治理和基层党建工作更有效，为市、区建设廉洁村居做一个探索，解决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突出问题，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助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刘志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