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材生送外卖是资源浪费吗
□辰星
近日，海底捞一则针对985/211高校毕业生的外卖员招聘广告，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争议的焦点直指“高学历人才送外卖是否属于资源浪费”。然而，这一现象背后折射的并非简单的学历与岗位错配问题，而是社会对职业价值、人才流动和企业战略的认知转型。
职业选择的自由：从“学历绑架”到“能力本位”
舆论对海底捞招聘高学历外卖员的质疑，本质上是“学历决定论”的惯性思维在作祟。长期以来，社会将学历视为职业层级的“硬通货”，认为名校毕业生必须从事“体面”的高技术或管理岗位。但海底捞的招聘逻辑恰恰打破了这一桎梏——外卖员的入职门槛仅需“会骑电动车、身体健康”，学历补贴仅作为额外激励而非强制要求。这种设计体现了企业对岗位能力需求的客观评估，而非盲目追求学历光环。
更重要的是，职业选择权始终掌握在求职者手中。海底捞客服回应称，每年确实有双一流高校学生投递简历，且公司为不同学历者提供差异化培养计划。这意味着，高学历者选择外卖岗位，可能是基于对餐饮行业的热爱、对海底捞晋升体系的认可，或是对初期薪资福利（如月薪7000-9000元、包吃住等）的理性考量。当社会开始尊重个体的多元化选择时，“浪费人才”的批判反而可能成为对个人自由的隐性干涉。
企业战略的进化：基层历练与人才储备的双向奔赴
在传统认知中，外卖员被视为“无需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者”，但海底捞的外送岗位实则被设计为“集大成者”：员工需掌握备餐流程、客户沟通、售后处理等复合技能，甚至可能成为未来管理者的“孵化池”。这种“从基层做起”的培养模式，在星巴克、优衣库等跨国企业早有成功先例。例如，优衣库全球CEO柳井正便要求管培生从叠衣服、站收银台等基础工作起步。
海底捞的回应进一步验证了这一逻辑：高学历员工通过基层岗位熟悉业务全链条，未来可通过管培生计划晋升至管理层。这种设计不仅能让管理者更具同理心（如亲自体验过外卖员的辛苦），还能构建“听得见炮火”的决策体系。数据显示，海底捞部分门店的外卖员月薪可达万元，叠加工龄薪资、生日金等福利，其综合待遇已超过许多白领岗位。当企业为基层岗位注入成长性，所谓的“人才浪费”便转化为“人才投资”。
社会观念的破局：重新定义“人才价值”的坐标系
这场争议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挑战了社会对“人才价值”的单一评价体系。在数字经济时代，职业的“技术含量”早已不再局限于实验室或写字楼。外卖员需要运用智能调度系统、处理突发路况、优化配送效率，这些能力与学历教育中培养的逻辑思维、学习能力高度契合。一位海底捞外卖员透露，高学历同事往往能更快掌握多平台订单处理技巧，甚至在客户投诉时展现出更强的应变能力。
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的目标从来不是制造“岗位专属人才”，而是培养适应社会变迁的“可迁移能力”。当985毕业生选择送外卖，他们可能正在探索职业发展的新范式：或是积累创业所需的运营经验，或是通过接触消费者洞察市场趋势。正如网友所言：“学历决定的是天花板的高度，而非地板的材质。”在这个意义上，海底捞的招聘反而为高学历者提供了更接地气的实践场景。
海底捞事件为企业和社会的协同进化提供了三点启示：其一，企业需明确区分“营销噱头”与“真实需求”，避免利用学历焦虑制造虚假期待；其二，教育体系应加强职业规划指导，帮助学生打破“学历—岗位”的线性思维；其三，社会舆论需摒弃职业贵贱之分，建立以贡献度为基准的价值评估体系。
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期，服务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当更多企业像海底捞一样，将基层岗位打造为人才成长的“旋转门”，高学历与“蓝领”职业的鸿沟将被彻底弥合。或许，真正的人才浪费，不是让博士送外卖，而是让思维困在偏见里。
“去责任化”悄然流行，年轻人重新修正社会关系
□辛夷
年轻人应该如何面对亲缘关系的变化？今年春节，有关春节“断亲”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买一张“出逃票”，用出游代替走亲访友。根据武汉大学2024年发布的《当代青年断亲现象》报告显示，在18-35岁群体中，63.7%的人主动减少与亲戚往来。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正逐渐被年轻人拆解为去寺庙做义工、出门旅游，甚至和陌生人一起过年等新样式。春节“断亲”的背后，折射的是年轻人“去责任化”的生活态度。
这两年，“搭子文化”风靡一时，人们在社交、旅游、吃饭、学习中，开始摒弃这些本应由父母、家人和朋友等共同参与的活动，转而与和陌生人建立交流和联系。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找搭子”就是“去责任化”流行现象的具体体现之一：人们通过对强关系和弱关系的重新梳理，来重新获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需求和满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预测，2025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65.5%，而2000年，这个数据为36.22%，在这25年间，超3亿人从农村搬进了城镇，传统的家庭结构被逐渐打散的同时，每个人都在经历和遭受着时代浪潮的冲击。
代际冲突是导致“去责任化”出现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与传统思想的激烈交锋中，老一辈强调的贡献和责任，正在被年轻人以自由和个性所瓦解。轻资产奋斗、灵活就业等个人人生方向选择，短视频博主、游戏代练等个人职业发展方式，让在认知框架上断层的三代人，形成了一个交流的真空地带。当年轻人将“去KPI化”当做生活的主流，被社交媒体重塑的价值观，正在一步步侵蚀传统的社会观念。
城市化发展也与“去责任化”密不可分。城市性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匿名性。在陌生人社会和互联网世界，一边是作为领居却互不相识的现实，一边是一句话、一个社交平台就能建立连接的虚拟网络，割裂的生活，让每个城市青年不断地在陌生与熟悉之间寻求平衡。
此外，生存压力也是导致年轻人“去责任化”的关键原因。高昂的房价、重压的工作环境、高昂的婚姻成本……当一个人的成长没有家庭托举，他们不得不聚集全部精力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上。同时，零工经济与自由职业的兴起、“躺平”“佛系”的生活趋势，也让年轻人逐渐对传统的家庭价值观进行清算，重新构建属于他们的规则。
社会学教授姚华松曾表示：情感深厚、关系稳固的强关系，很多时候都是“交换”“交易”“付出-回报率”“成本-收益率”在起作用。很多人对“去责任化”也存在误解，事实上，它并不是摒弃道德心和对亲人、工作、社会的不负责，它是大宗族和小家庭观念逐渐弱化的时代所衍生的产物，身处在一段关系中，大多数人都被附着其中的道德、规矩、责任所绑架，怎么给自己松绑，“去责任化”是年轻人给予的生活新解法。
目前，关于“去责任化”的讨论仍复杂且具有争议，在日渐变化的社会历程中，年轻人正以自身的需求和价值观，反抗着因循守旧的社会规则。这并非故意叛逆，而是对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保持独立的家庭空间、注重自身的职业发展和生活品质……对自由与生存重新探索，对承担的社会角色重新定位，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和面临的时代课题，至于“去责任化”是不是处理生活中各种关系的参考答案，仍然值得我们探讨。
惯性“双生”
□岳晓悦
早上7点，我们躲在被窝里，和起床的念头“战斗”；中午12点，明知外卖不健康，还是习惯性地打开订餐软件；晚上10点，虽然没有购物需求，却在淘宝上停留了半个小时……这些看似无关的生活片段，正被同一种神秘力量串联。它不仅存在于物理世界，更深植于人类思维，那就是既维系宇宙运转又禁锢思维创新的双面力量：惯性。
在物理学维度，惯性堪称宇宙秩序的“隐形建筑师”。伽利略通过斜面实验首次揭示“动者恒动”的规律，牛顿将其凝练为第一运动定律：物体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直到外力迫使其改变。开普勒也说过，惯性让宇宙不会散架，要是突然没了惯性，宇宙里的东西会一下子塌缩，时空就乱套了。
但惯性的魔法远不止于此。当我们凝视夜空时，每颗星辰都在以每秒数百公里的速度狂奔，地球载着人类以每小时10万公里的速度绕日飞驰。这种令人晕眩的宇宙级运动之所以未被我们察觉，正是因为惯性让所有参照系中的物体共享相同的运动状态。这恰似我们的生存隐喻：只要跟上时代节奏，无论多么剧烈的社会变迁也会显得平静如常。
将目光转向人类的认知领域，惯性就更复杂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提出的“现状偏见”理论揭示：人们维持现状的概率是改变现状的两倍。这种思维惯性既保护我们免于决策瘫痪——不必每日重新选择早餐或上班路线，也让我们困在舒适区难以突破。就像量子物理中的“势阱”概念，低能量状态虽然稳定，却可能让人错失很多机遇。
数字时代的到来将这种矛盾推向极致。Z世代平均每12分钟查看一次手机，这种行为惯性让我们的认知变得碎片化。虽然游戏化学习、短视频科普等新形式，可以利用行为惯性构建知识获取的新路径，但持续的信息流却也改变了前额叶皮层的神经可塑性，使得深度思考变得越来越难。
年轻人如何对抗“认知惯性”？作家海明威写作时有个诀窍：每天写到最有灵感的时候就停笔，给第二天留个好开头。这种“未完成效应”就像物理学里的势能储备，把思维惯性变成了创作的动力。我们年轻人想摆脱惯性的困境，也可以试试“微启动“策略，比如用5分钟阅读代替刷短视频，用3次深呼吸代替焦虑时乱吃东西，这些小改变可以重塑我们的神经回路。
在技术创新领域，突破惯性的意义更为重大，往往能带来大变革。乔布斯颠覆手机设计时遭遇的质疑，马斯克挑战航天传统时面对的嘲讽，都印证着打破行业惯性的艰难。但就像相对论打破了牛顿力学的框架，现在年轻的创业者正在用“第一性原理”去拆解传统的东西。“00后”开发者用AI惯性预测算法优化交通，大学生团队用陀螺仪原理设计抗震建筑，这些创新都说明，只要搞懂惯性的规律，就能在变革的浪潮里站稳脚跟。
凝视着咖啡杯中旋转的漩涡，那既是流体惯性的可视化呈现，又是生命状态的绝佳隐喻。或许，真正能让我们成长的智慧便是：明白惯性的规则，但不被它束缚，利用物理规律创造精神自由。毕竟，青春最动人的姿态，从来都是在已知与未知的界面上，跳一支突破与传承的华尔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