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未来教育图景：AI时代的人才战略升维

□王安

  近日，团天津市委与该市最高层级的科学与工程研究类科技创新基地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联合打造天津市青少年人工智能体验中心，为天津人工智能储备青年人才。这一动作看似仅是地方教育合作，实则折射出中国科技人才培养的深层转型：全球人工智能竞争进入“巷战”阶段，如何让教育体系从“追赶者”转向“造浪者”，已成为关乎未来的核心命题。

破界

重构科技教育的“生态位”

  传统教育模式中，基础教育与前沿科技之间始终存在“时间差”。课本知识滞后于技术迭代，实验室成果困于学术高墙，青少年对科技的认知往往止步于“纸面原理”。天津此次探索的价值，正在于打破三重边界：  

  知识壁垒的消融：将实验室的尖端技术转化为可触摸、可交互的体验场景，相当于在“高深算法”与“少年心智”之间架设桥梁。量子计算、自动驾驶等抽象概念变成游戏化学习模块，技术的“神秘感”被转化为探索的“兴奋感”。

  教育主体的扩容：企业实验室从技术供给端直接介入人才培养，标志着“产学研”链条的前移。这种“教育供给侧改革”，让产业需求反向定义教学场景，使青少年从小建立“问题意识”——如信息安全中的攻防实践，实则是未来数字社会的生存预演。  

  区域协同的破壁：以青少年教育为切口，推动京津冀科技资源的跨域整合。北京的基础研究、天津的先进制造、河北的应用场景，通过教育项目形成资源“对流”，为区域创新共同体培育土壤。

  这一模式与德国“青少年实验室网络”（由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牵头）异曲同工——让国家级科研机构向中小学生开放，使技术创新与人才孵化同步发生。不同的是，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更具系统性的路径：将教育工程嵌入国家战略，让每个孩子的科技启蒙都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

转型

人工智能时代的“元能力”培养

  全球教育界正形成共识——未来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并非单一技能，而是“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协同能力”。天津的实践揭示了三种关键能力的培育逻辑：  

  人机协作思维：在AI自习室中，学生不仅学习编程，更通过与智能系统的互动，理解“人类决策”与“算法决策”的边界。这种训练如同数字时代的“游泳课”，培养的是在智能洪流中保持主体性的能力。  

  场景化创新：信息安全兴趣班中的攻防演练，实则是微型“社会实验”。青少年在模拟网络攻防中，既要运用技术工具，又需考量伦理规则，这种复合训练正是应对AI伦理困境的预演。

  韧性成长体系：从兴趣启蒙到专项训练，再到真实项目实践，教育链与创新链的深度咬合，使青少年在“试错-迭代”中形成抗挫力。

  值得关注的是，此类教育模式正在重塑评价体系。如果学生在AI项目中获得的不是分数而是“用户反馈”，团队协作的成果可能转化为真实产品，那么传统教育的“标准答案思维”自然就消解了。这种转变，与世界经济论坛提出的“教育4.0”框架不谋而合——从知识传授转向价值创造。

深水区

教育革命的三大挑战

  天津样本虽具启示意义，但若要将“盆景”变为“森林”，仍需直面三大挑战。  

  一是资源分配的均衡性：当一线城市青少年调试机器人时，偏远地区学校可能尚未配备基础计算机教室。如何避免科技教育成为新的“数字鸿沟”，需要顶层设计的制度性安排。

  二是教师角色的重构：当前中小学教师中，能同时胜任学科教学与AI技术指导的“双师型”人才不足。培养“会教AI的老师”，或许比“教AI”本身更紧迫。

  三是可持续模式的探索：政企合作项目常面临“人走政息”的困境。要确保教育创新不被短期绩效绑架，需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

  天津的这次试验，其价值不仅在于建造了几个体验中心，更在于验证了一个关键假设：当一座城市愿意把最优质的科技资源向孩子倾斜，当产学研力量能蹲下来与青少年对话，我们培养的将不仅是未来的工程师，更是一个民族在智能文明时代的话语权。这大概就是中国教育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的隐秘钥匙——让每个孩子从小确信：未来可期，因为我正参与创造未来。

用“青言青语”让党的创新理论直抵青年

□韩仕庆

  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医科大学紧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创新构建“青年面对面”实践育人机制，以“青言青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引领青年在思想淬炼、实践锻炼中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党建引领：以机制创新凝聚青年共识

  校团委将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深度融入党建工作全局，建立“校-院-班”三级联动机制，分层分类解决青年关切问题。通过常态化“青年面对面”交流平台，组织专家团队、校院领导、思政教师围绕青年成长痛点开展精准指导。例如，针对学生建议增加意见反馈渠道的问题，校党委书记覃正杰牵头推出“拍立办”线上平台，实现问题“即时受理、分类解决”，累计处理意见建议396条，解决率达99%，切实打通服务青年“最后一公里”。同时，依托“青马工程”选拔培养青年骨干300余人，组建师生宣讲团深入基层，形成“面对面谈心、共同解难题”的长效机制，推动“三全育人”落地见效。

  启智润心：以榜样力量激发青年担当

  学校注重用鲜活故事传递理论深度，邀请95岁西迁专家郑惠莲、时代楷模毛相林等榜样人物，以《开拓者的旗帜》《修路圆梦》等主题讲述奋斗历程，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深植青年心中。马克思主义学院创新思政课形式，打造《党在我心中的样子》舞台剧，让理论教育“活”起来；百名校友通过“校友面对面”活动分享创新创业经验，覆盖学生5000余人。医学特色教育深度融合“西迁精神”等，在“国医节”“护士节”等活动中强化医德涵养，引导青年学子以仁心仁术守护人民健康。

  以文化人：以实践体验厚植家国情怀

  学校构建“行走的思政课堂”，组织青年赴红岩魂广场、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等开展研学，在历史场景中感悟初心使命。宣讲团成员韩汶贝以家族红色故事激励同龄人，300余名学生围绕《向西而歌》等主题开展千余场朋辈宣讲，以“身边事”触动“青年心”。实践育人紧扣乡村振兴，研究生支教团11年累计支教学生超万人，大学生骨干为偏远乡村送去医疗物资3000余份，开展心理辅导40余小时；每年2200余名师生深入基层，在“面对面”服务中体悟民生所需，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重庆医科大学以“青言青语”为纽带，通过机制创新、榜样引领、实践浸润，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化”阐释、“场景化”传播，实现了思想引领与青年成长的同频共振。未来，学校将继续探索创新育人模式，用党的创新理论点亮青年理想之灯，筑牢青年信仰之基，引领广大青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谱写更加绚丽的青春华章。

  （本文作者系重庆医科大学团委办公室主任）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29号：

双胞胎孙子见不着 奶奶打官司赢回“探视权”

□刘翔

  儿子去世后，奶奶见不着孙子，一纸诉状将儿媳告上法院，这桩“家务事”怎么判？最高人民法院229号指导性案例“沙某某诉袁某某探望权纠纷案”作出司法破题。

  沙某某出生于1963年，其独子丁某某与袁某某于2016年登记结婚，两人婚后生育一对双胞胎男孩。2018年7月丁某某因病去世。双胞胎随其母亲袁某某共同生活。之后，沙某某多次联系袁某某想见孙子，均被袁某某拒绝。于是沙某某起诉到法院，要求每月1日、20日探望孙子2次、每次2小时。

  法院最终判决支持奶奶每月探望孙子一次，但将每次时间严格限定为两小时，并要求探望前需与直接监护人充分沟通。

  《民法典》未明文规定隔代探望权，但法官通过第10条“公序良俗原则”架起了伦理与法治的桥梁，借助第1043条“家庭文明建设”条款将传统孝道文化转化为司法规则，最终以第1086条探望权制度为基底，构建起兼顾代际情感与儿童利益的裁判逻辑。

  这种法律解释方法既恪守了成文法框架，又实现了情理法的有机统一，为全国法院处理同类案件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家庭和谐”的双重审查标准。

  据统计，我国已有超过百万失独家庭，这些“白发人”的情感寄托往往系于孙辈血脉。而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又使得相当部分的儿童长期与祖辈共同生活，形成深厚的情感纽带。当父母一方离世或离异时，机械适用“父母本位”的探望权制度已难以应对复杂现实。

  该案的价值突破正在于此——它承认了祖孙关系的独立法律价值，将隔代探望权定性为“父母子女关系的延伸”，既延续了“血浓于水”的伦理传统，又通过设定探望频率、时长等量化标准防止亲情越界。这种裁判思路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相统一，使司法裁判成为修复家庭裂痕的粘合剂。

  当然，隔代探望权的司法保护仍需制度配套。比如通过妇联、社区联动监督探望执行；通过试点“亲情联络人”制度，由家族长辈居中协调探望细节。未来立法可考虑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增设专门条款，明确祖父母主张探望权的前置条件（如子女死亡、丧失监护能力等）、例外情形（如母亲再婚、子女生病期间的探望中止）以及司法强制执行的配套措施。同时需警惕将隔代探望泛化为“道德绑架”工具，如祖父母存在教唆孙子对抗母亲的行为，应依法中止其探望权，体现司法对权利滥用的必要规制。

  （本文作者系本报常年法律顾问，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执行主任）